中國古代有沒有標點符號
古人讀書是不可能一口氣把一篇哪怕是分量極小的文字讀完的，在閱讀中肯定需要停頓，這就需要自己去斷句。《禮記·學記》雲：“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東漢鄭玄注云：“離經，斷句絕也。”唐孔穎達疏雲：“學者初入學一年，鄉遂大夫於年終之時考視其業。離經，謂離析經理，使章句斷絕也。”唐韓愈說：“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由此可見，句讀是古人讀書的重要方法。由於句讀不當而產生的笑話，自古就不勝枚舉，如《韓非子·外儲說左下》有如下記載：“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古者有夔一足，其果信有一足乎?’孔子對曰：‘不也，夔非一足也。夔者忿戾噁心，人多不說喜也。雖然，其所以得免於人害者，以其信也。人皆曰：“獨此一，足矣。”夔非一足也，一而足也。’哀公曰：‘審而是，固足矣。’”
明崇禎本《漢書》
據考古發現可知，我國古代很早就在寫作、抄書過程中使用過一些表示句讀的符號。如1973年在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老子》甲乙本，甲本帛書中除了章首有圓黑點“·”作爲章號外，一個完整的句子後面，也有一個不規則的小黑點，這應該是古人抄書時隨手加上的句讀符號。1972—1976年間，在甘肅居延考古隊發掘出土的一批漢簡中，除表重文的符號“=”外，還有“■”、“▓”、“●”、“W”、“∠”、“∕”等符號，它們均起着句讀或後來標點符號的作用。如：西漢末年的竹簡“吞北隧卒田惲∣(此爲一硃筆符號)正月食三斛∽正月庚戌自取=卩”;漢元帝時期的竹簡有“□□平●戊失亡貨負●已失火□□”;破城子探方27中有“■右第二十九隧卒三□”，“■右卒三十桼人”;更始二年的竹簡“茭滑戎∠王陽∠呂尚∠韓壽□”等。(以上材料均採自《居延新簡》，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漢簡中的這些特殊符號，都有它們各自特殊的用途，有的是起到後來“，”的作用，如“●”;有的起到“、”的作用，如“▲”、“·”、“∣”、“∠”等;有的起到句號的作用，如“卩”;有的則起到標識章首或分行、分段的作用，如置於行文起首處的“W”、“■”等符號;有些符號如“∽”、“S”、“▓”、“=”等我們還不好確切地斷定它們在行文中所起的作用到底是什麼;有些放置於文末的符號如“W”等，在抄寫或書寫時還特意用硃筆跡表示其特殊性;有些是兩個符號連用，如“W”“S”、“，”“卩”、“△”“S”等，就非常令人費解。同時，在漢簡中還出現了後世的逗號“，”和頓號“ヽ”等類似的符號，其作用也和後世的用途差不多。這說明，至遲在漢代，人們在書寫或抄書時還是使用一些特殊的符號來表示句讀，以便於人們的閱讀的。
《說文解字》第五中有“”這麼一個符號，許慎解釋說“，有所絕止;識之也，凡之屬皆從”。對此，歷代學者都有解釋。宋人徐楷說：“猶點柱之柱，若漢語讀書，止，輒乙其處也。”清人段玉裁說：“此於六書爲指事。凡物有分別，事有不可，意所存主，心識其處者皆是，非專謂讀書止輒乙其處也。”朱駿聲也說：“今誦書點其句讀，亦其一耑也。”近人楊樹達說：“即今所用之讀點”(《古書句讀釋例·敘論》)。都肯定“”起碼是一個句讀符號，也就是說“”爲“讀”的本字，是把句子斷開的一個標記符號。
句讀一詞最早見於後漢何休的《春秋公羊傳解詁序》，雲：“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爲有，甚可閔笑者。”高誘在《淮南子敘》中又說：“自誘之少，從故侍中同縣盧君，受其句讀。”由此可知，句讀一詞的出現至少已經有兩千年的歷史了。唐沙門湛然在《法華文句記》中說：“凡經文語絕處謂之‘句’，語未絕而點之以便誦詠，謂之‘讀’。”就是說“讀”表明語意未盡而需要停頓，“句”表明文辭語意已盡。唐人劉蛻在《文冢銘》中說：“十五年矣，實得二千一百八十紙。有塗乙者，有注楷者，有覆背者，有珠圍者。”清人羅汝懷解釋說：“圍即當今之圈，是唐人已有圈點之法而宋人則盛行矣。”(《綠漪草堂文集》卷16)這說明“讀”在很早的時候就有符號來表示，而“句”在唐朝以前並沒有與之相對應的專用符號。唐朝以後，我國的通俗讀物開始普遍地運用“。”作爲句號。
依據現有的文獻材料來看，我國句讀符號使用規範的確立，應該是在宋朝。宋朝人岳珂在《九經三傳沿革例》中說：“監蜀諸本皆無句讀，惟建本始仿館閣校書或從旁加圈點，開卷瞭然，於學者爲便。然亦但句讀經文而已。惟蜀中字本與興國本並點註文，益爲周盡。”宋朝學者毛晃在其《增韻》中也說：“今祕省校書式，凡句絕則點於字之旁，讀分則微點於字之中間。”“、”和“。”成爲點讀書文的正式符號，併成爲今天頓號和句號的'來源。後來，到了明朝刊本小說出現時，纔開始增添了兩個專名號：一個是人名旁加一直線“│”，一個是地名旁邊加兩直線“‖”，它們都加在直行字的右邊。上述兩種點和兩種標號，就是我國最早的標點符號。元代，程端禮在其著作《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中差不多確定了讀書時斷句的一些基本規則。程氏的這本書，具體地規定了“句”和“讀”的區別，書中所言的句讀符號已較爲規範。至清代，學者對句讀的研究用力最勤，成果也最多。尤其是王念孫、王引之父子，還在其自刻的書如《廣雅疏證》、《經傳釋詞》等上，都自加了句讀符號，從而開創了自己著書自標句讀的先例。
古代學者在這方面所做的不懈努力，不僅爲後人閱讀古代典籍提供了便利的條件，而且也爲現代新式標點符號的確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