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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約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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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沈約是南朝時的著名文學家,對我國詩歌發展有着重要影響。下面是本站小編收集整理的關於沈約的介紹,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沈約的故事

沈約(441~513年),字休文,漢族,吳興武康(今浙江湖州德清)人,南朝(宋、齊、樑朝時期)文學家、史學家。出身於門閥士族家庭,歷史上有所謂“江東之豪,莫強周、沈”的說法,家族社會地位顯赫。祖父沈林子,宋徵虜將軍。父親沈璞,南朝宋淮南太守,元嘉末年被誅。沈約孤貧流離,篤志好學,博通羣籍,擅長詩文。歷仕宋、齊、樑三代,後助梁武帝登位,爲尚書僕射,封建昌縣侯,後至尚書令,卒諡隱。

沈約是齊、 樑文壇的領袖,學問淵博,精通音律,與周顒等創四聲八病之說,要求以平、上、去、入四聲相互調節的方法應用於詩文,避免八病,這爲當時韻文的創作開闢了新境界。其詩與王融諸人的詩皆注重聲律、對仗,時號“永明體”,是從比較自由的古體詩走向格律嚴整的近體詩的一個重要過渡階段。

著作有《宋書》、《沈隱侯集》輯本二卷。又曾著《四聲譜》、《齊紀》等,已佚。

早年經歷

沈約出身於門閥士族家庭,歷史上有所謂“江東之豪,莫強周、沈”的說法,家族社會地位顯赫。祖父沈林子,宋徵虜將軍。父親沈璞,南朝宋淮南太守,於元嘉末年被誅。沈約孤貧流離,篤志好學,博通羣籍,擅長詩文。

三朝爲官

在宋仕記室參軍、尚書度支郎。

在齊仕著作郎、尚書左丞、驃騎司馬將軍,爲文惠太子蕭長懋太子家令,“特被親遇,每直入見,影斜方出”。竟陵王蕭子良開西邸,招文學之士,沈約爲“竟陵八友”之一,與謝朓交好。

齊樑禪代之際,他幫助梁武帝蕭衍謀劃並奪取南齊,建立樑朝。曾爲武帝連夜草就即位詔書。蕭衍認爲成就自己帝業的,是沈約和範雲兩個人。蕭衍封他建昌縣侯,官至尚書左僕射,後遷尚書令,領太子少傅。

晚年生涯

晚年與梁武帝產生嫌隙。天監十二年八月十五日(513年),沈約卒於任,時年七十三,歸葬藺村(今浙江德清縣新安鎮羣益村百子堂)。詔贈本官,賜錢五萬,布百匹。有司諡請諡沈約爲“文”,梁武帝道:“懷情不盡曰隱。”故改諡爲“隱”。

沈約是“神不滅”論的積極維護者。南朝時期,佛教盛行,但也出現了反佛的鬥士。劉宋時期的史學家范曄是一位無神論者;蕭齊時,竟陵王蕭子良“精信釋教”,而他的屬官、無神論思想者範縝則“盛稱無佛”。

梁武帝天監六年(507年),範縝的《神滅論》公諸於世,產生了更大的影響。梁武帝是一個佞佛的皇帝,他動員王公朝貴六十餘人著文圍攻範縝,範縝在理論上終不後退,顯示了他的無神論思想的堅定性。在這次激烈的思想辯難中,沈約先後寫了《答釋法雲書難範縝神滅論》、《形神論》、《神不滅論》、《難範縝神滅論》、《六道相生作佛義》、《因緣義》等文。

沈約用壽、夭來說明形神之別是一種詭辯;宣揚“養形可至不朽”。他的“神不滅論”還帶着濃厚的世俗等級色彩,即“聖人”之“神”可以“長存”,而“凡人”之“神”還是要堙滅的。這顯然是爲了用“神不滅論”來“證明”現實等級社會的“合理”。宗教觀念和等級觀念在這裏是結合在一起了。

沈約所撰的《內典序》、《佛記序》等文,也都是在反覆宣揚這些觀點。這種觀點在《宋書》中,有的是直接以佛教靈驗的故事出現的,有的是以“天命”所歸的說教出現的。

主要成就

史學成就

沈約極富史學才能,其史書除《宋書》外,還有《晉書》一百一十卷,《齊紀》二十卷,《高祖紀》十四卷。

1、創作經歷

在沈約之前,已經有人開始撰寫南朝劉宋皇朝時期的歷史了。最早撰寫劉宋國史的是何承天。他在宋文帝時以著作郎身份,起草了宋史的紀、傳和《天文》、《律歷》、《五行》等志,其中人物列傳只寫到宋武帝時期的一些功臣。後來,又有山謙之、蘇寶生等相繼續作宋史,但都中途而廢。宋孝武帝大明六年(462年),徐爰負責修撰宋史。他在前人撰述的基礎上,寫成國史六十五卷,上起東晉末年,下迄大明時期。所有這些,都爲沈約撰《宋書》提供了文獻資料。

沈約接受撰寫宋史的任務,是在南齊永明五年(487年)的春天。他用了不到一年的時間,即在第二年二月,就首先撰成《宋書》紀、傳七十卷。起於東晉安帝義熙之初,終於宋順帝升明三年(479年),記東晉末年及劉宋一代史事。這是沈約撰寫《宋書》的第一個階段。第二個階段,是《宋書》八志三十卷的撰成。從《宋書》志避梁武帝父親和梁武帝本人的諱來看,它的撰成,很可能是在梁武帝時期。沈約撰《宋書》的經過大致如此。

2、傳體特點

《宋書》在反映時代特點方面是很突出的。比如《宋書》的傳,與以前正史相比,就有幾個值得注意的特點。

第一,創立家傳的形式。以前史書列傳所記人物,一般不附記傳主後人之傳,而《宋書》則改變此例,開以子、孫之傳附父、祖之傳的先聲。故《宋書》所記人物,多爲門閥地主,而且把門閥士族所重視的家傳也引入正史了。如《宋書》卷四十二《劉穆之傳》,後面就附有“長子慮之”、“慮之子邕”、“穆之中子式之”、“式之子瑀、“穆之少子貞之”、“穆之女婿蔡佑”等人的傳;卷七十七《沈慶之傳》,後面附有“子文叔”、“慶之弟劭之”、“慶之見子僧榮”、“僧榮子懷明”、“慶之從弟法系”等傳。這種家傳式的列傳,在《宋書》裏是不少的。這是魏晉南北朝時期門閥地主居於統治地位,社會風氣崇尚門第、家族史和譜系之學在史學上的反映。

第二,創《索虜傳》以記北魏史事,正如北齊人魏收撰《魏書》以《島夷傳》記南朝史事一樣。這是南北分裂的政治局面在史學上的一種特殊的反映。

第三,在類傳中增立《孝義傳》,提倡“孝行”、“孝廉”。這是魏晉統治者鼓吹“以孝治天下”的遺風。

3、志的特色

《宋書》的志,也很有特色。

一是八志多從三國講起,有的更追述到東漢,表明作者極重視典章制度的沿革流變。這是中國史學的一個優良的傳統。八志之首有一篇《志序》,概述志的源流和《宋書》志的`緣起,也講到志的撰述之不易,所謂“淵流浩漫,非孤學所盡;足蹇途遙,豈短策能運”。樑朝江淹說過:“修史之難,無出於志。”他的這句話被後來的史家一再引用,說明中國古代史學家在這個問題上都有一種共同的感受。《宋書》的《志序》是一篇不可不讀的好文章。

二是《宋書》的《禮志》和《樂志》分別佔了五卷和四卷,幾乎佔了整個志的篇幅的三分之一,這在以前的正史中也是不曾有的。東晉南朝門閥士族十分講究禮法。《宋書·王弘傳》記王弘說:“弘明敏有思致,既以民望所宗,造次必存禮法,凡動止施爲,及書翰儀體,後人皆依仿之,謂爲‘王太保家法’。”有的史書還說;“弘每日對千客,可不犯一人諱。”真不愧是門閥土族講究“禮法”的楷模。《宋書》重視禮志、樂志,洽是這種社會風氣的反映。三是《宋書·州郡志》詳盡地記述了東晉以來北方人口南遷及僑置郡縣的具體情況,是一篇反映人口變動和區域建置變動的重要文獻。《州郡志》序說;“地理參差,其詳難舉,實由名號驟易,境土屢分,或一郡一縣,割成四五,四五之中,亟有離合,千回百改,巧曆不算,尋校推求,未易精悉。”當時社會的動盪於此可見一斑。四是創立《符瑞志》,從遠古到劉宋,歷舉許多神怪荒誕之事,宣揚“有受命之符,天人之應”。因而它的糟粕就更多一些。不過,它也講到一些自然現象,如果用今天的科學眼光來看待的話,也不是完全沒有價值的。在沈約同時和沈約以後,還有一些人撰寫過劉宋皇朝時期的歷史,但都失傳了。因此,《宋書》的價值就越發顯得重要了。

但是,沈約在南朝的劉宋、蕭齊和蕭樑都曾任重官,所以在爲齊武帝撰《宋書》時,曾經因爲武帝曾在宋朝皇帝任官職而避諱了很多從宋孝武帝到宋明帝時期的史實。民國史學家蔡東藩曾認爲《宋書》諱莫如深。

文學成就

沈約詩文兼備。當時的許多重要詔誥都是出自於他的手筆,在齊樑間的文壇上負有重望。《南史》稱:“謝玄暉(謝朓)善爲詩,任彥升(任昉)工於筆,(沈)約兼而有之,然不能過也。”鍾嶸《詩品》將沈約的詩作定爲中品,評道:“樑左光祿沈約。觀休文衆制,五言最優。詳其文體,察其餘論,固知憲章鮑明遠也。所以不閒於經綸,而長於清怨。永明相王愛文,王元長等皆宗附之。約於時謝朓未遒,江淹才盡,範雲名級故微,故約稱獨步。雖文不至其工麗,亦一時之選也。見重閭里,誦詠成音。嶸謂約所著既多,今翦除淫雜,收其精要,允爲中品之第矣。故當詞密於範,意淺於江也。”

在“永明體”詩人中,沈約佔有重要地位。鍾嶸以“長於清怨”概括沈約詩歌的風格。這種特徵主要表現在他的山水詩和離別哀傷詩之中。

與同時代的“二謝”等人相比,沈約的山水詩並不算多,但也同樣具有清新之氣, 不過其中又往往透露出一種哀怨感傷的情調。如《登玄暢樓》,寫景清新而又自然流暢,尤其是對於景物變化的捕捉與描摹,使得詩歌境界具有一種動態之勢。其《秋晨羈怨望海思歸》,境界闊大高遠,給讀者展示出天水一色、煙波浩淼的海天景色。結合詩題來看,海天的空曠遼遠,正反襯出“羈怨”之情與“思歸”之念。此類詩歌在齊梁山水詩中,亦不失爲上乘之作。此外,像“日映青丘島,塵起邯鄲陸。江移林岸微,巖深煙岫復”(《循役朱方道路》);“山嶂遠重疊,竹樹近蒙籠。開襟濯寒水,解帶臨清風”(《遊沈道士館》);“長枝萌紫葉,清源泛綠苔。山光浮水至,春色犯寒來”(《泛永康江》)等描寫山水的詩句,皆令人耳目一新。

沈約的離別詩也同樣有“清怨”的特點,如最爲後人所稱道的《別範安成》,將少年時的分別同如今暮年時的分別相對比,已經蘊含了深沉濃郁的感傷之情;末二句又用戰國時張敏和高惠的典故,更加重了黯然離別的色彩。全詩語言淺顯平易,但情感表達得真摯、深沉而又委婉,在藝術技巧上具有獨創性。沈德潛評此詩:“一片真氣流出,句句轉,字字厚,去‘十九首’不遠。”

沈約的悼亡懷舊之詩,“清怨”的色彩更加突出,如《悼亡詩》,前半以大自然的永恆來反襯人生易逝、一去不返的悲哀;後半將悲傷的情感同淒涼的環境融爲一處,情狀交現,悲愴靡加。

除離別哀傷之作外,沈約的抒懷之作如《登高望春》、《古意》、《傷春》、《秋夜》以及樂府詩《臨高臺》、《有所思》、《夜夜曲》等,在沈約集中皆爲上乘之作,而且也都具有“清怨”的風格特徵。

音韻學說

南朝齊永明年間,佛教盛行,佛經梵音對四聲的創立產生了一定影響。周顒著《四聲切韻》,提出平上去入四聲。沈約與謝朓、王融、範雲等人一起,將四聲的區辨同傳統的詩賦音韻知識相結合,規定了一套五言詩創作時應避免的聲律上的毛病,就是後人所記之“八病”。即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鈕、正鈕等八種聲病,“八病”具體爲何,說法不一。“四聲八病”說爲後來產生近體詩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