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禮儀之邦”還是“禮義之邦”？
是“禮儀之邦”還是“禮義之邦”？
在世界歷史發展的長河中，中國文化不僅綿延流長，而且博大深厚，從而以獨樹一幟的鮮明特色屹立於世界文化之林。而論其底蘊，禮無疑是其中的重要內涵，甚至被視爲中國文化的核心特質或表徵。錢穆先生認爲，禮是“整個中國人世界裏一切習俗行爲的準則，標誌着中國的特殊性”“中國的核心思想就是‘禮’”。柳詒徵先生在《國史要義》中也強調：“禮者，吾國數千年全史之核心也……故吾國以禮爲核心之史，則凡英雄宗教物質社會依時代之演變者，一切皆有以御之，而歸之於人之理性，非苟然爲史已也。”正因爲禮具有如此重要的功能，所以當人們一談到中國文化、中華文明，就會將其與禮緊密聯繫在一起，並由此形成衆所周知的指稱概念——“禮儀之邦”或“禮義之邦”。但問題是，這兩個用語究竟是同一所指，抑或存在差別?其歷史演進脈絡又是怎樣一種情形?諸如此類問題，雖然已經受到關注，但仍有進一步探討的空間。
從學術界和社會上關於禮的相關論說來看，雖然“禮儀之邦”“禮義之邦”屢屢呈現，但對兩者的剖判和它們之間的關係，長期以來卻罕見專門辨析，近年來才逐漸引起人們的注意。江蘇宜興中學的錢秀程先生於2004年發表的《“禮儀之邦”應爲“禮義之邦”》(《語文知識》2004年第6期)一文，即使不是最早也是很早注目於此者的文章。該文雖然篇幅短小，但觀點鮮明地強調：用“禮儀之邦”是錯的，應使用“禮義之邦”。在作者看來，“中國自古以來就以‘禮義’作爲道德標準，一貫重視制度品節，提倡遵循社會規範和道德規範，推崇爲正義而獻身的操守。正因爲這樣，中國才被稱爲‘禮義之邦’。這樣的‘禮義之邦’纔是值得自豪的，如果僅是注重行禮儀式的‘禮儀之邦’，有什麼值得自豪的呢”?此後，中國藝術研究院的王能憲先生，更連續發表《豈止一字之差——“禮義之邦”考辨》《“禮義之邦”考辨》(見《光明日報》2012年12月17日、《文藝研究》2013年第2期)等文章，對“禮儀之邦”“禮義之邦”相關問題進行了深入細緻的辨析。兩位先生對“禮義之邦”的研究和強調，引人深省。不過，觀諸史料，對於這一問題尚可作進一步釐析。
歷史悠久的“禮義之邦”
從有關文獻記載來看，“禮義之邦”的出現，要遠遠早於“禮儀之邦”。唐朝房玄齡等監修的《晉書》記載，東晉孝武帝太元八年(383年)，即前秦苻堅建元十九年，苻堅在長安建章宮爲率兵出征西域的呂光送行時說：“西戎荒俗，非禮義之邦。羈縻之道，服而赦之，示以中國之威，導以王化之法，勿極武窮兵，過深殘掠。”又東晉孝武帝太元十年(385年)，即前秦苻丕太安元年，鎮守博陵的王兗斥責叛投慕容麟的郡功曹張猗說：“卿，秦之人也。吾，卿之君也。起衆應賊，何名實相違之甚……不圖中州禮義之邦，而卿門風若斯。”據此，“禮義之邦”作爲一個概念，早在公元383年即已出現;即使保守一點地說，至遲也應在《晉書》成書的貞觀二十二年(648年)。
自此以後，“禮義之邦”便頻頻見諸正史、政書、地方誌、文集等各種文獻中，直至今日，依然在使用。而其所指，誠如王能憲先生勾勒的，既有稱中國、中華、華夏或中土(中原、中州)者，也有稱齊魯等文明開化之地者，以及其他如浙東浙西等文化繁盛、民風淳厚之地者。其間，“禮義之邦”前還常冠以“文物”“詩書”“衣冠”“冠帶”“名教”“文學”“文章”“文雅”等詞。
此外，“禮義之邦”有時也用來稱譽朝鮮、安南等地，這顯然與其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密切相關。值得一提的是，外國人也有使用這一概念的，如朝鮮通信使成大中在《槎上記·書日本二才子事》(1765年作)中就曾說：“餘至日本，見奇才二人，筑州龜井魯、西京那波師曾也……初見吾輩，傾心結附，願得載歸，一見禮義之邦，死無恨矣。”
晚出的“禮儀之邦”
相較於“禮義之邦”，“禮儀之邦”時隔很久纔出現。
明朝人徐學聚編撰的《國朝典匯·朝貢》(問世於明天啓五年，流行的爲清初補刻本)中記載：“隆慶元年初，上用鴻臚卿李際春言，四夷貢使俱不得至御前引見。至是，給事中張國彥等奏：‘朝鮮屬國，乃冠帶禮儀之邦，與諸夷不同，仍復舊班，以示優禮。’從之。”也就是說，直到1625年“禮儀之邦”始見諸文獻，前面加有“冠帶”二字。遲至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禮儀之邦”才作爲一個獨立的概念被使用。據1924年修《陸川縣誌》載，陸川知縣應斯鳴在所撰《新建萬壽宮關帝殿合記》中說：“乃邑宰首倡，士民羣然響應，爭先捐資，不數月而宮、殿鼎創，豈以務名哉，良由漸摩於德澤，感激於忠貞……推此心以行己接物，則教不肅而成，政不嚴而治，彬彬乎禮儀之邦矣!”不過，根據文意推斷，該詞還僅代指一地。
直到民國年間，明確以“禮儀之邦”指稱“中國”才逐漸流行起來。如一位署名現世寶的人，於1938年發表了一篇題名爲《中國弄堂裏發見(現)禮儀之邦》(《現世報》第6期)的文章。作者開篇即指出：“中國是禮儀之邦，我看了幾十年，也看不出來，直到最近，在一件事情上，被我發見(現)實實在在是禮儀之邦。”此後，董化之在《時與文》1947年第20期上發表了《中國自來是個禮儀之邦》一文。以“禮儀之邦”指稱中國，以及稱中國自來是禮儀之邦，或濫觴於此。
何以到了20世紀“禮儀之邦”成爲中國的指稱詞，並廣爲流行，相沿至今，使用頻率遠遠超過“禮義之邦”?這可能與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的衰落、受西方文化的衝擊、清王朝的崩潰、新文化運動對傳統的批判等因素有關;或者對絕大部分人來說，並未注意“儀”“義”二字的區別，以至於口耳相傳、混而不察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