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遺書

敦煌遺書是中國甘肅省敦煌莫高窟發現的中古時期紙質寫本和印本文獻。又稱敦煌古文獻、敦煌文書。

發現和被劫 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看守莫高窟的道士王圓籙同一楊姓抄經手在第十六窟幹活時，楊某將抽菸用的紙捻插入靠近窟門內部北壁的牆縫，不料紙捻陷入縫中。王、楊二人懷疑壁中可能另有一洞，於是乘夜鑿壁，果然發現內有一洞(即第十七窟)，裏面堆滿了成捆的古代文物和遺書。從此密封近千年的古代遺書重新面世。1944年在莫高窟土地祠塑像中、1965年在莫高窟第 122窟窟前遺址中又有少量發現。

首批敦煌遺書被發現以後的最初幾年尚未引起轟動。1907年，英籍匈牙利人A.斯坦因在進行第二次中亞探險時到達敦煌，在翻譯蔣孝琬的協助下，利用王道士的無知和對宗教信仰的虔誠，採取欺騙手段，騙得敦煌遺書24箱，運回英國。斯坦因的“收穫”在西方立即引起震動，盜寶者以“探險家”的名義紛至沓來。1908年，法國人伯希和也到達敦煌，他以通曉漢文的優勢，儘量挑選有紀年和題識的遺書,共得10餘筐,輾轉運回巴黎。斯坦因和伯希和盜走敦煌遺書和文物的消息傳至內地，國人震驚，一批士大夫紛紛要求清政府進行干預。但直到1909年,清學部才電令陝甘總督將劫餘之物押運北京。途中何彥昇、李盛鐸、劉廷琛等封建官僚亦加劫掠。此後日本人桔瑞超、俄國С.Ф.奧爾登堡等也參與劫奪。大批敦煌遺書由此散落世界各地。

收藏和刊佈 敦煌遺書目前分藏在英、法、中、蘇、日五國及其他國家的一些圖書館和博物館。斯坦因劫奪的藏文遺書現藏印度事務部圖書館;漢文遺書原藏不列顛博物館，1973年始移藏不列顛圖書館。漢文部分已製成縮微膠捲，在國際上公開出售，計6980號，其餘未公開的殘卷尚有幾千號，總量實際已達1.16萬餘號。伯希和劫奪部分最有價值，一直藏在巴黎國立圖書館，漢文和藏文部分都已製成縮微膠捲並公開出售。其中2000號以前原留作藏文遺書編目使用，現存漢文部分 (含少量西域文字) 膠捲爲 2001～6038號 (內缺4100～4499號)。中國北京圖書館藏量最大，已達1萬餘號(現膠捲編號至8418) 。日本藏量不大而且比較分散。大谷大學圖書館藏34號，龍谷大學和京都藤井氏有麟館都有數量不等的收藏;私人如中村不折、濱田德海等藏600餘號,總計約千號。奧爾登堡劫往俄國的敦煌遺書，現藏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孟希柯夫《亞洲民族研究所所藏敦煌漢文寫本註記目錄》第一、二冊著錄了2954號。近年蘇聯公佈的入藏總數已達 11375 號，但蘇聯藏品多爲碎片。上述主要收藏單位之外，還有不少零散藏品分藏在某些國家，如不列顛博物館東方古物部、丹麥哥本哈根皇家圖書館、東柏林圖書館等，都有一些零散藏品。另外中國臺北“中央圖書館”藏 144號、甘肅省敦煌研究院藏 367號、敦煌市博物館藏78號、甘肅省博物館藏 137號、西北師範大學歷史系藏22號、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300餘號、上海圖書館藏182號，北京大學圖書館和中國歷史博物館以及一些地方博物館也有少量藏品。初步估計，敦煌遺書總數已達 4萬件以上。

敦煌遺書在發現的最初幾十年間，刊佈工作十分緩慢。國外斯坦因等及其所在研究機構僅刊佈了一些圖錄，中國主要有羅振玉、蔣斧、王仁俊、劉復(半農)等以個人之力印行了極少的`一部分，後來王重民、向達諸人又從英法手抄並拍攝回一部分照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斯坦因、伯希和及北京圖書館的藏品陸續製成縮微膠捲，公開出售。80年代以來，中國臺灣省黃永武博士主編了《敦煌寶藏》 140巨冊，由新文豐出版公司出版，將上述公開出售的膠捲全部印成書籍。日本的藏品散見於一些圖錄中，尚無統一製成的顯微膠捲。蘇聯列寧格勒的藏品至今也只是公佈了目錄,且不完備,還未將全部內容公佈於世。各零散收藏單位大多也只是公佈了目錄。

主要形制 從外形看，敦煌遺書主要有卷軸裝、經摺裝和冊子裝 3種。從內部字跡看，可分手抄和印本兩種，其中以抄本居多。大量的經卷系由專職抄經手手寫而成，字跡端莊工美。早期的捺筆很重，頗帶隸意，唐以後的抄本以楷書爲主。雕版印刷品雖數量不多，但均是中國也是世界現存最早的印刷品實物，其中以唐鹹通九年 (868)雕印的《金剛經》最古。此外，歸義軍曹氏時代雕印的佛經，來自長安、成都的私家印本歷日，塗色印本佛像等，均系印製而成。從書寫用筆看，早期均由毛筆書寫,8世紀末後，因敦煌一度同中原王朝中斷聯繫,當地人開始用木筆書寫。至於大量的官私檔案等,則因用途不同而形制各異。

內容和價值 敦煌遺書包括 5～11世紀間六、七百年的古代文獻。其中有紀年者近千件，現知最早的爲西涼建初元年 (405)，最晚的爲宋鹹平五年(1002)。大部分漢文寫本寫於中唐至宋初。漢文遺書除95%以上爲佛典和其他宗教文獻外，其餘爲經、史、子、集、官私檔案、醫藥天文、詩詞俗講等。宗教文獻以佛教的經、律、論即“三藏”以及佛經目錄爲主,其中大多有傳世本,也有一些未曾傳世的佛教文獻。漢文典籍經、史、子、集中，除一部分是極爲罕見的古寫本，可用於校勘外，更有不少佚失千年以上的古書，如《隸古定尚書》、鄭玄《論語注》、皇侃《論語義疏》、劉向《說苑》第二十卷及屬於小學類的韻書、字書等。大量的官私檔案文書，是研究中古歷史、社會生活、風習民俗、寺院經濟等的第一手資料，如唐代的《律疏》、《公式令》、《神龍散頒刑部格》、《水部式》等，使人們對唐代法令及其在古代現實生活中的運用，獲得了全新的認識。符、牒、狀、帖、榜文、判辭、過所、公驗、度牒、告身，多是古代官府的原始檔案。大批戶籍、計帳、手實文書的發現，反映出北魏至唐中葉實行近300年之久的“均田制”以及相關的戶籍、賦役制度的實際情況。各種各樣的租佃、借貸契約，放良文等，使人們對中古時代的社會和階級關係認識得更加深切。寺院文書反映着寺廟的生產和生活。各種社約從不同側面展示了中古社會的民間社團、教團組織及其活動。張、曹二氏歸義軍政權時代的各種遺書，可瞭解敦煌地方史，敦煌石窟的鑿建與發展，敦煌同鄰近各民族的關係，以及敦煌和河西諸郡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各種地誌、官私譜書也是稀世之珍。文學作品中，既有中原文人傳世佳作的抄本和佚作，如韋莊《秦婦吟》， 300餘首王梵志詩等，更有不曾傳世的地方性俗文學作品，如詩詞、賦、變文、講經文、押座文、俚曲、因緣、兒郎偉等。科技史方面的天文歷算、醫藥術數價值極高。如S.3326《全天星圖》，是現知全世界最古老、星數最多的星圖。醫藥文獻中則有久佚的醫書和醫方。敦煌遺書中還有用多種古代少數民族和西域文字如吐蕃文、于闐文、龜茲文、突厥文、回鶻文、梵文、粟特文寫成的典籍和文件，對於研究古代西域民族史、各種語言文字和中西交通史有着重要作用。總之，敦煌遺書以其內容廣博、彌足珍貴而聞名於世，推進了中世紀中國和中亞的歷史學、考古學、語言學、文字學、民族學、宗教學、文學、藝術、書志學、歷史地理學和科技史等各個領域的研究。國際上許多國家都有相應的研究機構和組織在從事敦煌遺書的研究工作，以至形成 20世紀國際上的一門顯學──“敦煌學”。